新闻动态

汶川地震十年:我们有哪些改变?

十年,我们有哪些改变? 

  十年前的5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在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缅怀灾难中不幸遇难同胞的同时,也在思考,在全球高风险社会之下,汶川地震十年间,我们的救灾体制、救灾力量、媒体报道、公众认知和地震预警研究等在应对灾害中有哪些改观和策略调整?  

汶川映秀镇“5·12地震纪念碑     

  ■ 综合救灾体制面向一线,专业化能力不断提升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组建应急管理部的决议,将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中国地震局的赈灾应急救援职责等在内的多个涉灾部门进行整合,组建应急管理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组织编制国家应急总体预案和规划,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应对突发事件,推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预案演练。应急管理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应急救灾工作正式进入了全新时期。  

  我国自然灾害多样且频发,灾害事故成因复杂、牵涉多个方面,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出发,把生产事故、火灾、地震、水旱灾害等综合协调统一管理,整合优化应急力量和资源,进而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应急管理的灵敏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党的十八大报告也第一次明确将防震减灾工作写入工作报告,对全面推进防震减灾事业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汶川地震救援过程中,我国国家体制的优越性得以展现:震后国家地震局就及时发布正式地震消息,之后中央做出响应,温家宝总理赶赴抗震救灾前线并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国家减灾委启动二级响应(后改为一级响应);军队也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并做好先期准备和随后的快速介入;专业救援队伍迅速抵达地震受灾区。虽然震后迅速建立了统一的指挥体系,各地紧急成立了救灾指挥部,但还是出现了救灾信息不畅、救援现场混乱等问题,比如救援部队、组织和人员获取的灾区地理信息、受灾情况、伤亡情况、物资存量等既有信息和实时变化情况有限,造成救援效果低下;震后交通混乱,救援人员、救援车辆无序涌入,造成的拥堵导致急需的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护车无法及时进入救援区域;卫生、防疫、物流等参与救援单位众多、所属系统各异,救灾协作不力等。这与当时我国所实行相关部门牵头组建的突发事件应急体制,遵循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原则及应急机制主体(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复杂等情况有一定的关系。 

  20134月,四川雅安发生强震之后,李克强总理在震区召开的工作会上明确指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抗震救灾中要各负其责,形成以地方为主、中央各部门和有关方面相统一的一体化救援救灾应急机制,充分调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此次救灾一改由中央政府总负责、地方政府配合的救灾组织机制,将地方政府推到救灾的前台,表明我国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逐渐形成了成熟、有效的联动和响应机制。 

  经历汶川、玉树、舟曲、雅安等多次地震/地质灾害后,我国的应急管理和灾害救援的能力不断提升。从灾区交通管制到灾情收集,从人员投送、救援展开到物资保障等各方面都有了新变化,救援的专业性和时效性也有了质的飞跃;特别在汶川地震后通过加强救援部队和从业人员培训使得国家整体救援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鲁甸地震后,云南省及邻省的应急广播立即启动,各条高速迅速开辟抢险通道,各专业救援队按预案集结开赴灾区,媒体也从号召积极参与救援转变为建议非专业人员不要无序参与救援。2017九寨沟地震后驻四川国家医疗应急救援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员集结(各医院的医生、护士),救援装备整装待发,充分表现了国家动员能力和协同机制的不断优化。 

   社会力量参与效率明显提高,立体化、网格化参与机制逐步形成 

  在整个地震应急过程中,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志愿社团、协会等社会力量也是救灾应急主体的重要组成或补充部分。在地震救援活动中,非政府组织在灵活性方面优于政府机构,便于迅速釆取行动,既能深入到社会基层的民众中间,又能同政府保持较密切的联系,成为政府救灾活动的重要补充力量[2] 

  据统计,汶川地震中介入的社会组织超过300家,志愿者超过300万人,在后方的志愿者则超过1000万人[3]。但是无序的志愿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救灾指挥部的统筹,并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因此,2013年芦山地震救援中,四川省要求所有救援物资都由第三方转运,呼吁志愿者不要自行赶往灾区[4]。政府对志愿者参与救援的有序组织协调表明救灾的秩序和实效受到重视[5]。同时,救灾物资捐助渠道和方式多样化,不再通过政府或红十字会的单一渠道来捐助,诸多公信力较高慈善机构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和青睐,并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在此次抗震救灾中能够自觉形成合作网络,以更具规范、规模化的集体行动来应对灾难。芦山地震救援行动中社会力量的参与情况更为有序、高效,与汶川地震中大量个体志愿者无序涌入、造成生命通道堵塞、救援现场混乱等问题相比已明显改观。 

  制度层面的保障为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应急救灾提供了有效的支撑。芦山地震后,四川省为将社会力量有效地纳入抗震救灾工作体系中,分别在省、市、县三个层面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了各自层面的社会管理服务组[6]。社会管理服务组又在雅安市和各区县分别建立社会力量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作为工作载体。此外,社会力量也在逐渐完善自身管理,积极发展志愿者,加强紧急救助等特殊培训。灾害发生后,志愿者在社会组织的统筹下有序奔赴灾区,保证了救灾的专业性和有序性。 

  地震灾害中各应急主体的作用[1] 

   媒体职业操守显著提升,报道更加客观全面 

  当重大事件突发时,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媒体在灾情信息及时分发、调动社会参与、协调救灾资源、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新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将这一作用完全覆盖到任何一个角落。 

  媒体可以在地震灾害导致通讯资源紧张的情况下,通过各自平台及时沟通、传递相关信息。汶川、雅安地震后新浪微博等社交网站上发布寻求帮助或寻找受灾亲友的信息,地震灾民通过手机网络和短信引导救援人员前往被困者所在的确切地点,救援队利用手机定位服务锁定被困人员位置[7]媒体和传媒技术为灾害救援等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持。 

  汶川地震后,我国媒体第一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走在了世界媒体的前面,及时、客观传播受灾救灾情况使媒体赢得了好评、政府获得了赞誉。汶川地震报道的成功经验已成为重要的案例得到推广。在报道权限和范围方面,媒体具有比较充分的报道权,但在一些报道中也出现了不尊重死者生命尊严等问题[8]。这些不当做法促使传媒界进行了反思,灾难报道要以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为前提的理念成为媒体行业的共识,这在2013年芦山地震报道中有了很大改观,不再出现聚焦死者的镜头,并减少了对遇难者惨烈状况的呈现。 

   重视地震科普活动,不断提升公众认知 

  社会公众对地震的认知和防震减灾知识的掌握度对破坏性地震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具有重要影响。为增强民众应对地震灾害的能力,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美国地质调查所、国家科学基金委等参与开展全民地震应急疏散演练[9]。可见,培养公众应急意识已成为国际上防御地震灾害、减少地震伤亡的主要途径之一。 

  汶川地震中灾区群众普遍不了解震后自救、逃生、避险等相关知识。研究表明[10]:中国社会公众防震减灾知识匮乏,应对地震灾害的准备不足,是中国防震减灾工作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在汶川地震中,四川省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的事迹被广为传颂,通过日常加固校舍和引导师生地震避灾演练,在汶川特大地震中创造了全校师生无一伤亡的奇迹。但桑枣中学仅是汶川地震中的特例。 

  汶川震后,中国各级地震局转变观念,创新宣传内容、方式和载体,加大对防震减灾宣传力度,不断提高公民防震减灾综合素质。近年来,我国各省级地震局均设立了宣传教育中心等专门机构,负责具体的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教育;通过传统的出版书籍、印刷宣传品、现场咨询和讲座等与新兴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地震科普知识宣传教育的方式。 

  2009年起,我国开展了一系列的防震减灾规划。科学的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公众的防震减灾知识。每年512日被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通过设立防灾减灾日,定期举办全国性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以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普及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11] 

   重视并开始部署地震预警系统,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高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面临着地震灾害的威胁,因此十分渴望并为实现准确地震预测而努力,以提前采取相应措施来避免伤害和减少损失。从具体的科学定义来看,地震预测需要同时给出未来地震的位置、大小、时间和概率四种严格参数,不符合此定义的很多民间预测都不能称之地震预测。 

  地震预测的实践表明,目前人们还不能够对某一次大地震将要发生的位置、时间以及震级做出相对比较准确的预测。但是,能够对较长一段时期的地震发生、发展的趋势给出相对可靠的判断——较有把握地判断某一地区地震发生的大概地点与震级。这些判断可以称之为地震风险分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震预测。 

  此外,地震预测的结果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此地震预警系统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地震纵波(P波)的传播速度大于横波(S波),但其造成的震害却小于横波;另外,电子信号的传输速率(30km/s)也远大于地震波的速度(约10 km/s[12]。基于这两种速度差,科学家们发明了地震预警系统。其特点是高度集成、实时监控、飞速响应,能够迅速地侦测地震,并凭借对震灾区的预估发布警报。 

  当前,国际上典型的地震预警系统,如墨西哥城地震预警系统SAS、日本地震早期预警系统EEW及铁路地震预警系统UrEDAS、美国加州的地震预警系统ElarmS、我国台湾地震速报系统等,已经在防震减灾领域及重大工程(如水坝、核电站)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应用[13]。例如,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EEW系统为预测震度4度(日本地震烈度标准)以上的37个城市的民众提供了830 s的预警时间,为东京地区提供了60 s以上的预警时间,同时,由于预警系统的作用,东北新干线高速运行的列车没有一列出轨,也没有人员伤亡,所以90%的日本市民认为该系统值得投资。   

日本地震预警系统原理示意 

  在汶川地震后,我国全面加大地震预警工作,于2009年启动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研究,并在福建省、首都圈地区、甘肃省兰州市部署了地震预警示范系统。工程完成后将有效填补我国破坏性地震有效预警和烈度速报空白,实现在地震发生后若干秒就可以发出地震预警以及25分钟的烈度速报,大幅提升我国地震灾害应急处置能力。 

   

  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 

   再回首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了10年,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应急救援体系更趋成熟,救援效率不断提高。基本实现了救灾体系国际化,媒体报道专业化,通信技术现代化(避免了信息孤岛现象),社会应急演练长效化、机制化(公众认知更加科学合理),社会救援正规化的地震应急机制。 

  岁月如梭,十年瞬间消失在在历史的脚步中。但十年前汶川抗震救灾在人类抗灾减灾史和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于重生的新汶川而言,凤凰涅槃,化蛹成蝶,沧桑巨变展新颜。筑梦在十年后的今天逐渐成为现实。汶川抢险救灾的艰难时刻,见证了中华民族心手相连、守望相助,共同抗击灾害的顽强与坚韧;十年恢复重建的艰辛历程,也度量出了伟大国家所经历过的磨难、缔造过的辉煌!

  [曲建升,吴金甲,赵纪东,李燕] 撰稿 

   参考文献 

  [1]马婧瑶.四川汶川与芦山地震应急机制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 2014. 

  [2]文正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视野--促进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有序化发展[J].甘肃社会科学, 2006, 28(2):41-51.

  [3]张海波,童星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J].中国社会科学, 2015(3):58-84. 

  [4]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4-24/4758744.shtml

  [5]匡曦.社会力量参与四川4·20芦山地震救援的案例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 2015.

  [6]邓湘树.大型自然灾害应对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J].人民论坛, 2014(11):74-76.

  [7]赵力维.从芦山地震看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危机的舆情应对[J].管理学家, 2014(4).

  [8]陈力丹,毛湛文.期待理性而专业的灾难报道——芦山和汶川地震媒体报道比较[J].中国广播, 2013(6):104-104.

  [9]呼楠,杨帆,谢迪菲,. 群众地震应急意识网络问卷调查分析[J].华北地震科学, 2016, 34(2):79-84.

  [10]沙宏武,龚永俭,畅国平.公众地震认知度和防震减灾意识分析[J].中国科技信息, 2014(5):69-71.

  [11]顾丹娣.让科学为生命添彩[J].教育教学论坛, 2012(17):24-25.

  [12]赵纪东,张志强.地震预警系统的发展、应用及启示[J].地质通报,2009 28(4):456-462. 

  [13]夏丹丹,吴永忠,王刘非,.基于P波加速度信号检测的地震预警器硬件实现[C]//全国通信安全学术会议.2011.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