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关我国空气污染及其影响受到国外机构和学者的关注，如2013年8月PNAS载文认为因空气污染导致中国北方居民预期寿命减少5.5年，2014年4月绿色和平组织发布报告指出为了减缓大气污染中国煤炭消费的剧增期正在结束，2014年12月IEA发布报告认为中国的空气质量约束行动计划促进了电力和关键行业的温室气体减排，推动了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和低碳政策的制订等，从不同侧面评价了我国的空气污染及治理措施。 

　　2015年1月，兰德公司发布《中国解决空气污染可选择政策的成本》（Costs of Selected Policies to Address Air Pollution in China）报告，在肯定了中国防治空气污染的努力和成效的基础上，估计了中国采取以天然气替代煤炭用于住宅和商业取暖、以可再生能源或核能替代中国一半的煤炭发电、报废高污染车辆等三项额外的政策措施的潜在成本。该报告认为这三项措施合计净成本约为每年1400亿至1600亿美元，不到中国每年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2012年约为535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人员对这一新的观点进行了介绍，以供决策参考。 

　　一、中国必须解决其空气污染问题的关键原因 

　　空气污染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带来的最有害的后果之一。几乎所有主要城市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均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标准。在2013年由亚洲开发银行（ADB）、中国环境保护部、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多家中国研究机构共同完成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指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有7个在中国。 

　　过去十年，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接近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这一比例比韩国、日本等亚洲发达国家高出好几倍，也比美国高很多。中国的空气、水和土壤污染中，尤以空气污染的损失所占比重最大。2000—2010年，空气污染损失占到GDP的6.5%，水污染占2.1%，土壤退化占1.1%。空气污染的高额损失来源于其对人体健康和生产力的影响，并且随着中国人口城镇化和生产力的日益提高而不断增加。 

　　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也一直在积极效仿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积极采取类似的防治空气污染政策措施，包括为替换锅炉和工业设施、重点污染源和车辆加装污染控制装置、强制报废高污染排放的汽车、能源提供补贴、强制使用某些可再生能源等。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空气质量，但若中国旨在将大气污染物浓度控制在不危害人体健康的水平，这些措施仍显不足，必须实施更积极的政策措施。 

　　二、三项解决空气污染的措施的成本评估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为中国治理空气污染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并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 

　　（1）以天然气替代煤炭用于住宅和商业取暖。为使中国城市达到WHO建议的空气质量标准，城镇地区的住宅和商用建筑须停止燃烧煤炭、传统生物燃料和塑料废弃物。使用煤炭、木材和废弃物为燃料的锅炉和火炉是污染物释放的重要源头。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下文年份数据也出自该资料），2011年，中国家庭和商业机构在2011年共消费1.14亿吨煤炭，相当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3.2%。如果对燃煤进行能源置换，中国需要每年在当前的基础上额外采购88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较2012年1470亿立方米的消费量增加了60%。从成本角度计算，若使用天然气替代煤为住宅和商业供热，每年花费将为320亿美元至520亿美元。 

　　（2）以可再生能源或核能替代中国一半的煤炭发电。2012年，中国消费的一半煤炭产生的电力占全国总电力的79%。其次，为达到健康的空气质量标准，中国须大量替换燃煤发电，转而使用其他低污染能源，包括天然气、核能、风能和太阳能。鉴于全球天然气的可利用性和成本问题，建议以可再生能源或核能替代中国一半的煤炭发电。中国在发展清洁能源方面的努力已初见成效，2006—2013年水电、核电、风电所占比例已从6.7%增至9.8%。从成本角度计算，若将一半的燃煤发电替换为可再生能源或核能，其每年花费为1840亿美元。 

　　（3）报废高污染车辆。针对汽车这一快速增长的空气污染源——特别是作为氮氧化物的排放源，中国将通过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规定氮氧化物（NO_x）日平均浓度不能超过100 μg/m³的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报废当前仍行驶在公路上的高污染汽车，是降低源自汽车的空气污染的最有效方法。报告指出，2012年上路的“黄标车”中将有三分之一在2015年年底前报废，而所有“黄标车”将在2017年年底前报废。若要使这项对老旧车辆实施补贴的政策在短期内实现，政府为之付出的成本将为210亿美元至420亿美元。 

　　综上所述，减去被替代的煤炭价值（750亿美元），这三项措施合计净成本约为每年1400亿至1600亿美元，不到中国每年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2012年约为535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与空气污染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相比还是合算的。另外，空气质量的改善和经济产出的增加可以弥补实施这些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成本。 

　　三、建议 

　　该报告对我国治理空气污染措施提出了如下三条建议： 

　　（1）短期内的优先措施应是尽快推行以天然气替代煤炭用于住宅和商业取暖。燃烧煤炭、木材或废物的锅炉和炉灶是重要的污染排放源。关于这些污染源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北方人口的健康和寿命的重要影响已有详细的记载。将住宅和商用供暖中的煤炭用天然气替代，这将大幅改善城市地区空气质量，特别是能在冬季采暖期显著降低空气质量极端恶劣的天数。 

　　（2）使用可再生能源或核能替代燃煤发电的成本是所评估的三项政策措施中成本最高，但也是减少总悬浮颗粒物（TSP）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最有效政策措施。但这项政策措施的实施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可能并不像减少烧煤供热的排放所带来的好处那样显著，因此，应当视为三项政策措施中的第二优先选项。 

　　（3）加快高污染车辆的报废进度。中国在报废“黄标”车（即老旧高污染排放车辆）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根据有关规定，至2015年底，全国将基本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的“黄标车”。中国需要落实回购计划，以加快这些车辆的报废进度。 

　　四、兰德公司报告的几点启示 

　　兰德公司的报告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我国治理空气污染可选择的政策举措及其成本，该报告的相关观点对我国具有以下启示： 

　　（1）我国近期针对空气污染所采取的积极举措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认同，但认为仍需较长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 

　　（2）中国应对空气污染的成本要低于空气污染对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失，大约仅为三分之一。空气污染的损失成本总体是由全社会隐性负担，治理责任则落于各级政府，尽管治理成本低于损失成本，但该成本压力不容小觑。 

　　（3）目前阶段，改变家庭和商用锅炉大量使用煤炭、生物质和废弃物的现状，将大幅改善冬季空气状况，兰德公司认为这是最经济高效的方案，但我们认为应综合评估天然气长期供给能力，谨慎推进。 

　　（4）兰德公司报告建议以核能、风能和太阳能替代我国一半的煤炭发电，这意味着在我国的电力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将占到50%以上，这一比例属于较高水平，仅低于加拿大和法国等少数国家。限于自然和技术条件约束，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发展速度难以支撑这一设定需求，核能发展被寄予厚望。 

　　（5）高污染车辆的淘汰工作正在开展，且有望在短期内顺利完成，但与之相应的措施也需要加快跟进方能确保效果，如公共交通体系建设以及积极的乘坐鼓励政策、推广低价高性能的清洁能源汽车、倡导绿色出行与低碳生活理念、提高油品质量与科学推进智慧交通与智慧城市建设等。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