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专家解读“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

  10月1日至10月6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48次全会在韩国仁川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并于10月8日正式发布,引起了全球的普遍关注。这是继2014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表第五次科学评估报告之后,发布的最为重要的一份报告。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翟盘茂作为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出席了该会议。   “这份报告不是为特定的某个国家政府所写,而是为全世界写的。各国政府可以从中了解到1.5℃全球增暖的路径和2℃增暖路径相比所带来的不同影响;温升控制在1.5℃的对策建议及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以及协同和权衡。而能否把温升控制在1.5℃,取决于全社会各个方面是否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型。”翟盘茂说。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室副主任黄磊表示,近年来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影响加剧,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和人口增长,1750年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导致了大气中主要温室气体浓度大幅增加,达到了过去80万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活动已成为影响地球环境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面对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带来的严峻挑战,不论国别和信仰都应积极采取行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黄磊介绍,IPCC发布的系列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系统地给出了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密切相关的科学结论。其第六次报告最终遴选确定了721名作者,其中中国作者37名,分别来自21个部门、科研机构和高校;中国科学家入选人数仅次于美国的74名、英国的45名,与澳大利亚并列第三,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黄磊说,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为进一步提升应对极端气候灾害的能力,需要将应对极端气候灾害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内容,强化极端气候灾害风险防范措施,健全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防灾减灾机制。(来源:人民网)

2018-10-12

全球粮食系统环境影响模型建立

  据英国《自然》杂志10日在线发表的一篇可持续性研究文章,科学家建立了一个全球粮食系统模型,经过分析指出,如果不采取行动应对人口和收入水平的预期变化,在2010—2050年期间,粮食系统(为全球人口提供食物所涉及的过程和基础设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可能会上升50%—90%。研究人员分析了几种环境影响的缓解方式,认为必须采取联合措施方能起到效果。   由于人口压力的增加,必须生产更多的粮食。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家马科·斯普林曼及同事,此次运用国家级详细数据,建立了一个全球粮食系统模型,用来研究与粮食有关的环境影响。基于该模型以及当前和将来粮食需求的估算数据,研究团队将2010—2050年的粮食相关环境影响,在五大环境领域进行了量化。   这五大领域分别为:气候变化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土地系统变化相关的耕地利用、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淡水使用,以及氮肥和磷肥施用。研究团队根据模型和数据作出预测:截至2050年,如果技术变革和其他缓解措施缺位的话,就每个指标来看,粮食系统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将增加50%—92%。   研究人员分析了几种缓解粮食系统对环境影响的措施,如选择更健康的植物性饮食、提升技术和管理(产量增加和水管理优化)、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却发现对预期增加的环境压力,这些措施都不能独立起到足够的缓解作用。   鉴于此,分析指出,必须要把这些措施结合使用,这样到2050年,许多预期会增加的环境压力或许能得到缓解。(张梦然)

2018-10-12

地球自转轴偏移为啥会偏移?与人类产...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9月27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地球在自转的时候会摇摆不定,目前科学家找到了这一怪异现象的具体原因:人类需要对地球自转摇摆偏移负责。   自1899年以来,地球自转轴已偏移了10.5米。目前科学家研究量化发现了地球自转“摇摆”的第三个成因——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转暖。之前科学家认为,造成地球自转摇摆的第一个成因是冰川反弹,是指地球表面在经过上一次冰河时期被冰川覆盖之后,恢复原始形状时发生的“反弹”。此外,地幔对流是影响地球自转摇摆的第二个成因,地幔物质的循环由地核热量提供热量。目前科学家发现人类活动对前两个成因的影响很小,对于地球自转摇摆的第三个成因却可能是人类活动,近代人类活动导致冰层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尤其是格陵兰岛,人为性活动所致的气候变化使格陵兰岛冰川消融。   由于冰川消融和减轻地面负荷,从而导致地球陆地向上隆起,最终地幔缓慢搅动出现错层,地幔是地球的粘性中间层。研究报告负责人、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地球系统科学家Surendra Adhikari说:“我们之前发现不止一个的形成进程,它们是导致地球自转轴发生改变的关键因素。”   地球自转出现摇摆   科学家早就知道地球质量分布决定了它的自转,就像陀螺的形状和重量分布决定它的运动方式。同时,研究报告合著作者、喷气推进实验室资深研究科学家埃里克·埃文斯(Erik Ivins)称,地球自转并非完全均匀,因为科学家们知道,在过去记录的数千年夜空中,恒星运动存在轻微摇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空基测量数据证实地球自转轴每年偏移几厘米,通常朝向加拿大东北部的哈德逊湾。   研究人员知道,地球自转摇摆一部分原因是冰川均衡调整所致,自16000年前上一次冰河时期以来该过程一直在持续,当冰川消融时,将“释放”冰川之下的土壤。渐渐地,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冰川下的土地就像面包团一样,出现了“膨胀效应”。在一些远古冰原边缘地区,陆地表面也会出现坍塌,这是地下冰层迫使土壤层向上隆起。   这项最新研究报告发表在11月份出版的《地球和行星科学快报》上,Surendra Adhikari和他的同事发现,冰川均衡调整大约仅影响地球自转轴每年偏移3.5米,20世纪地球自转轴平均每年偏移10.5米,这意味着冰川均衡因素的影响仅占三分之一。   为了填补这一空缺,研究小组建立了地球自转物理模型,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模拟演示,输入 20世纪以来陆地冰层和海水平衡变化的数据。同时,研究人员计算了陆地和水域的其他变化,例如:地下水枯竭和人工水库建造,这是人类地球化的一部分。这项研究结果表明,以上环境因素导致地球自转轴每年偏移4.3厘米。   研究人员发现格陵兰冰盖融化将对地球自转轴偏移具有一个特殊贡献,因为格陵兰岛冰盖融化会释放曾冰冻在陆地的大量水,它们流入海洋,这样陆地质量和海洋质量会进行重新分配。埃文斯说:“其他地区的高山冰川和小型冰盖逐渐融化,也将导致海平面升高,但是其效果并没有那么集中,它们对地球自转的影响经常相互抵消。   核心问题   除了冰川和冰层融化,导致地球自转摇摆的因素还地幔对流,从地球内部进行观察,地幔并非处于静止状态,而是受对流进程驱使下产生移动:在垂直运动循环中,接近地核的炽热物质上升,低温物质下沉。通过在地球自转摆动模型中加入地幔对流,研究人员可以解释20世纪以来影响地球自转摇摆的另外三分之一因素。   埃文斯指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波动并不是任何形式环境灾难的前奏。它不影响农业或者气候本身,同时地球自转轴轻度偏移对导航设备的任何小影响都很容易进行纠正。   Surendra Adhikari说:“地球自转轴偏移并不大,但它确定给予科学家一种方法来弄清楚地球的质量分布情况,以及未来将偏移至何处。例如:格陵兰岛冰层融化已经对地球轴心位置改变的影响日益增大,并且地球轴心位置正在向东部方向偏移。   埃文斯说:“这一事实对于气候科学家十分重要,因为他们可以从全球角度进行理解,地球轴心位置变化现已成为现今最重要的质量运输工具。”(来源:新浪科技)

2018-10-12

海洋中微塑料的命运:与生物体形成聚...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0月8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海洋中含有大量来自生物体的颗粒,包括活着或死去的浮游生物,以及它们的排泄物。这些所谓的生源性颗粒会相互作用,并且经常形成团块(在学术上称为“聚合体”),其中许多会径直下沉到海底。除了这些自然颗粒,海洋中还存在着大量尺寸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即微塑料),这些颗粒在海洋中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尽管不断有新的微塑料进入海洋,而且某些塑料种类由于密度较低而漂浮在海面上,但海洋表面的微塑料浓度往往低于原先的预计。此外,近几年来在深海沉积物中还多次发现了微塑料颗粒。海洋表面的微塑料经历了什么?它们如何沉到了更深的水深?德国未来海洋卓越集群(Cluster of Excellence “The Future Ocean”)成员、研究第一作者贾恩·米歇尔斯(Jan Michels)说:“我们的假说是,微塑料与海水中的生源性颗粒一起形成了聚合体,而这些聚合体很可能沉到了更深的水层。”该研究发表在近期的《皇家学会报告B辑》(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上。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研究人员使用尺寸为700到900微米的聚苯乙烯珠粒进行实验,在生源性颗粒存在与否的情况下观察这些珠粒的集聚行为。实验给出了明确的结果。德国亥姆霍兹基尔海洋研究中心(GEOMAR)研究小组负责人安雅·恩格尔(Anja Engel)描述称:“生源性颗粒的存在对聚合体的形成至关重要。尽管微塑料颗粒单独几乎不会聚集,但它们能在几天内与生源性颗粒一起形成非常明显和稳定的聚合体。”   “此外,我们假设存在于微塑料表面的生物膜在聚合体的形成中发挥着某种作用,”米歇尔斯解释道。米歇尔斯在GEOMAR工作期间领导了这些研究,现在他任职于基尔大学。微塑料表面的生物膜由微生物所形成,通常是细菌和单细胞藻类,并且相对粘稠。为了了解这些微生物对聚合体的影响,研究人员进行了比较试验,一组使用清洁的塑料珠,另一组使用覆盖着生物膜的塑料珠。米歇尔斯说:“仅仅过了几个小时,覆盖生物膜的微塑料就与生源性颗粒一起形成了第一个聚合体,比实验一开始为清洁状态的微塑料更早且更快。”平均而言,覆盖生物膜的微塑料有91%在3天之后被包裹在聚合体中。   “在实验室中,如果微塑料被生物膜包裹,而且同时存在着生源性颗粒,那微塑料和生源性颗粒就会很快形成稳定的聚合体,”米歇尔斯总结道。在许多海域,大量生源性颗粒和微塑料表面生物膜的同时存在很可能是十分常见的情况。研究参与者、亥姆霍兹吉斯达赫材料和海岸研究中心(Helmholtz-Zentrum Geesthacht)的凯·维茨(Kai Wirtz)教授解释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实验室实验中观察到的聚合过程也很可能发生在海洋中的原因,这对微塑料的运输和分布有着很大影响。”科学家未来可以通过针对性地采集海洋中的聚合体,以及随后对微塑料的存在进行系统分析来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来源:新浪科技)

2018-10-12

大数据项目旨在改善最贫穷国家农业水平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各国政府等组成的联盟发起了一项耗资5亿美元的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收集关于小规模农户的数据,以帮助战胜饥饿和促进农村发展。   该项目将持续到2030年,旨在填补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50个国家约5亿贫困农民的巨大信息缺口。它将扩大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查范围,收集有关牲畜饲养和作物产量的信息。过去10年,这些调查在8个国家进行了试点。   该联盟于9月24日表示计划从2019年开始,在3年内投入3600万美元,到2030年再投入2亿美元,而剩余款项将来自参与国政府和实物捐助等。   专家表示,收集种子品种、收入和农民技术能力的更准确信息可以帮助联盟成员追踪其正在进行的农业投资是否产生了影响。他们还希望这些数据能帮助政府制定适当的政策扶持农民。   该计划还可以帮助各国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到2030年将小规模农户的农业生产率和收入提高一倍。而各国政府以及慈善家、银行和基金会等资助机构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监督进展。   粮农组织社会学家Emily Hogue表示:“我们意识到真的没有办法追踪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而且,如果我们不能追踪进展,就很难实现目标。”   目前,世界各地关于农村农业的数据大多来自粮农组织,该组织依赖于个别国家的报告,但这些报告往往不完整。即使是那些在人口普查中收集详细农业信息的国家,其数据也往往是几年或几十年以前的。   其中一个主要的试点国家是乌干达,它从2009年开始使用世界银行的调查结果。这些调查结果显示,小农户的牲畜无法获得兽医服务。现在,乌干达政府正在重新设计其支持计划,以便人们更容易得到兽医服务。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8-09-30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重要的石油与天然气产区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其中东亚1国、中亚5国、蒙俄、东南亚11国、中东欧19国、南亚8国,以及西亚、中东19国,总人口约44亿,约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2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9%。该地区是全球重要的石油、天然气产区,从资源储量看,石油剩余探明储量约占全球的55%,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约占全球的76%;从产量看,原油产量约占全球的51%,天然气产量约占全球的49%。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装备市场空间巨大   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石油装备制造工业基础薄弱,对石油装备的需求涵盖油气上、中、下游各个领域,年需求规模超过300亿美元,市场空间广阔,只不过在细分产品市场上不同国家的需求情况各不一样。   从目前情况看,中亚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制造水平落后,所需装备大部分依靠进口,现有设备老化严重,近年来需求较大的产品包括防腐、抗酸、耐腐蚀设备,以及抗挤毁套管、耐腐蚀集输管道等,目前中国占有中亚地区油气装备制造低端市场的40%左右。俄罗斯工业技术雄厚,石油设备大部分为本国制造,对外需求主要集中在海洋装备及高端设备,例如北极勘探装备、海洋钻井平台、极地低温轨道钻机、电潜泵、固井和压裂设备、大型LNG装备和大型压缩机组等,中国在俄罗斯油气装备市场的所占份额较低,但是自2014年以来欧美国家对俄实行制裁,不再向俄提供石油设备和勘探开发技术,俄各油气公司开始加大与中国石油装备制造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力度。中东地区石油装备制造业欠发达,石油装备供应商主要为欧美跨国公司,本土制造企业主要是当地长期依附于各石油公司的内部子公司、贸易公司、服务公司等,依靠当地政策保护,参与勘探开发产业中低端产品和服务项目投标,欧美跨国公司在西方石油公司和产品要求高的市场具有垄断地位;中东地区国家市场基本开放,但产品注册制度严格,对欧美国家产品的接受度高,市场需求较大,目前中国在中东地区油气装备市场部分产品已经产生影响,但总体上所占份额还较低。东南亚地区石油装备制造业欠发达,供应商也主要为欧美跨国公司,油气装备市场重点是海上装备,特殊需求集中在海洋装备及高端炼化设备,目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油气装备制造市场所占份额也较低。   三、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业应该紧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加快推进国际化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依靠我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加快实施,以及我国与沿线国家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格局的形成,为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带来日益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应抓住机遇,勇敢“走出去”,尤其是向西拓展市场,努力扩大在中东、俄罗斯的市场,同时扩大培育在中亚、西亚以及南亚的国际能源装备市场。为此建议:   首先,要充分利用好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创造的良好市场环境。   自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陆续受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正在形成积极互动的良好合作环境,这就为包括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业在内的许多产业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机遇。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应该紧紧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技术和产能优势,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多途径、多方式寻求合作,快速推进国际化发展。   其次,要积极创新能源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思路和模式。   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业过去主要是通过货物贸易的形式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例如我省的能源装备龙头企业兰石集团多年来凭借自身的产品技术优势,已经有多个品种的产品销往中东、中亚、非洲、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但要适应新的国际合作形势,还需要积极探索新思路与新模式。   一是要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实施,推动国际产能和能源装备制造合作。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能源工业发展的需求,以“工程”带“产业”,加快能源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能源需求将不断加大,能源基础设施和能源工业发展需求也将增加,能源装备市场前景广阔。作为我国能源装备制造业的方面军,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应该积极参与,通过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不断扩大自己的产品市场。   二是重视多种方式拓展海外业务。例如,通过油田服务与设备租赁业务的相结合,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模式;针对该地区相关国家油气田勘探开发技术能力有限的现实,积极开展EPC总包业务;通过创新优化生产组织、运营管理和商业模式,合作形式着力从产品贸易向“产品贸易+产能合作+服务增值”的三位一体协同转变,合作领域着力从以产品为主向“装备+技术+标准+品牌”等全产业输出转变,全方位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1]。   三是高度重视优势技术和自主品牌的培育。通过抓品牌建设,培育和扩大自有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促进扩大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四是注重推动产业链成套化“走出去”。应以能源装备制造为龙头,以境外产业合作园区为主要载体,推进上下游配套企业一体出海,在区域范围内形成相对完整产业链条,形成相关企业间紧密耦合的发展体系,提升“走出去”的成效和抗风险能力。例如,已经建成的赞比亚谦比希工业园、泰国罗勇工业园、巴基斯坦的海尔工业园等都是我国制造业链条化“走出去”的典型代表。   五是要做好统筹规划,着力打造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要重视加强与当地企业的合作,构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以开放合作的机制,将自身技术优势、产能优势乃至资金优势与国外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结合,科学谋划战略布局,最终推动形成面向共同市场的命运共同体。   六是突出发展重点,围绕优势产品启动一批产能合作项目。可以综合考虑和评估一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油气资源享赋、对外合作政策以及财税条款优劣、内部投资环境稳定性、外部地缘政治风险、与我国企业己有合作基础等因素,把握重点方向,聚焦中亚、中东等重点地区的国家和有传统合作关系的俄罗斯,立足甘肃省能源装备企业的自身优势和特点,筛选确定一些重点合作项目。可以结合近年来我国能源装备产品出口统计数据以及市场规模、技术成熟度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一些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项目切入。例如,近期可以考虑围绕钻机、采油装备、石油钢管、动力装备等产品,重点围绕“两管”(输送管、专用管)、“三机”(钻修机、抽油机、柴油机)和“两泵”(电潜泵、泥浆泵)等,启动实施一批国际产能合作项目。   第三,要督促相关企业着力做好关键领域的风险防控工作和机制保障。   一是要着力加强投资风险防控。督促企业提前了解目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及市场环境,预先做好各种情况的调研并制定相应预案,加强风险应对措施的研究和落实。   二是要着力加强与金融保险机构的合作。“走出去”的企业要善于学习和借鉴经验,善于借力发展。应重视加强与相关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联系,特别是抓住国家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契机,积极拓展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海上丝绸之路银行等的合作,将产能合作项目实施与融资保险连接起来,形成金融支持与保险保障合力。 [ 吴新年 ] 撰稿   (版权说明: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 [1] 张晗亮,李宝功,霸雯.中国石油装备制造企业演化国际合作策略建议[J].国际石油经济,2016,24(12):44-49.

  服务化是现代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之一。整个装备制造业逐步由产品贸易转向“产品+技术+标准+服务”,越来越强调用户意识,强调对下游产业的全程化、全方位的服务与支持。整个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理念正在彻底转变,不是简单地卖产品,而是帮助用户构建发展能力,帮助用户实现发展诉求。   针对甘肃省能源装备制造业谈这个话题,基于4个“有”,即:有需求、有必要、有可能、有前景。   一、有需求   现在我们谈论的目标市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西亚、南亚、非洲和中东等地区的国家,现代工业普遍欠发达。在其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对能源工业的需求更是巨大。而能源工业的发展,除了装备的投入以外,装备使用与维护技术服务也是不可或缺的,这就要求必须有大量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者。对于这些有发展诉求的国家来说,只要有经费投入,很快就可以买到装备,但要培养出可以运维这些高技术装备的技术工人,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且后者的投入和保障必须是长期持续的,总投入也是很大的。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该地区能源装备市场欠发育。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必须要有更高效、经济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能源装备制造企业都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可以帮助这些地区的国家解决它们面临的难题。当然,我国的能源装备制造企业更需要通过加强售前、售后的技术服务培育或刺激市场发育,来支持和带动产品市场拓展、产能合作和产业融合发展。因此,有这样很现实的市场需求,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重视和发展这一类业务。   二、有必要   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已经习惯了“我是干什么的、我能干什么、我想继续干什么”的发展理念与模式,这样的理念与模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需要转变发展理念,重构业务体系,建设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体系,其中方向之一就是要增强和扩大技术服务。   有人对工业4.0背景下工业企业产品价值形成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生产环节在工业制品价值构成中的贡献率在持续降低,而售前、售后的技术服务环节(包括需求对接、产品设计、技术维护等)的贡献率更大或不断增大。   另外,装备产品的营销,不同于一般消费品,更不能有时尚消费品的营销理念,不能是产品卖出去就完了。装备制造企业与用户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产品买卖的关系,卖出一台(套)产品,实际上就是构建起了与用户的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即一次交易就是一个共同发展格局形成的开始。随着自身产品用户满意度的提升和用户口碑的形成,自然会带来更好的市场效应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用户营销,即让用户帮助你推销产品,有时候会取得更好的市场效果。   而当自身产品的用户规模扩大以后,技术服务业务的市场就会更大,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也会得到保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技术服务虽然单次的收入不高,但利润率相对较高,当达到一定的市场规模后,企业总体收益是有保障的,也是可观的。实际上,对于能源装备制造企业来说,技术服务市场会成为越来越大的市场、更有前景的市场。   三、有可能   目前能源装备制造业推进服务化转型发展已经有了新的条件和环境。随着“大智移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云服务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应用,为能源装备制造业更加高效、经济地开展装备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技术服务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支持。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可以借助于远程实时监测系统、远程故障诊断系统,帮助用户实时监测装备,尤其是一些关键设备或部件的运行状态,适时给用户以技术指导与支持,尽可能将一些设备故障消灭在萌芽阶段,帮助延长装备产品的生命周期,并使所卖出的设备更长时间地运行在一个良好状态,为用户创造更多的效益,同时也提升产品用户满意度,赢得更好的用户口碑。   因此,在当前阶段推进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的同时加快推进智能化也是必要措施之一。有两个方面:智能制造和制造智能。即:一方面,要加快推进装备制造企业自身的智能化,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提升自身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装备产品的智能化,帮助和支持下游制造业完成产业革命,打造新的生产能力和新型业态,推进整个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   这里说有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甘肃的能源装备制造业已经有较好的历史积累。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业基本上是伴随着我国能源化工工业发展起来的,曾经在我国石油工业和能源化工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0多年的积淀,在一些产品领域形成了很强的技术优势,具备了转型发展和拓展新型业务的基础和条件。   四、有前景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也因为行业竞争的加剧,一些石油公司已经或正在向油田企业转型,逐步将原来自主配套组织的装备及技术服务业务,与其主业进行剥离,转由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来满足;一些能源装备制造公司则抓住这样的机会,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延伸和拓展业务,承接相关的技术支持服务业务。这样,油田企业通过降低投入成本,提升了生产经营效益;装备制造公司通过帮助油田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经营效益,打造与油田企业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开拓形成新的发展空间。   据有关统计,2016年全球油田技术服务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90亿美元,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市场。今后,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发展,相关的技术服务市场也将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市场,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应该紧盯这部分市场,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形成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总之,从全球产业发展趋势看,能源装备市场的消费侧已经或正在发生一些改变,有些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那么,装备制造业供给侧也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否则,你的发展模式、经营理念、产业路径就是不符合发展形势要求的,是没有发展前景和出路的。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应该充分认清发展形势,积极调整发展策略和经营模式,重构适应未来发展形势的业务结构和能力体系,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尽快发展成为具有更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群。 [吴新年] 撰稿   (版权说明:本文据兰州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吴新年研究员在“第二届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论坛”所作专题发言整理,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  

  能源资源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人类认识、开发和利用能源的历史密切相关。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能源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会直接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程,人类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能源的变革和更替。当前,人类正处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和能源革命(即第三次革命)的初期。   一、前两次能源革命回顾及世界能源变革发展的基本特征   纵观人类发展史,在能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先后经历了“柴薪时代”、“煤炭时代”和“油气时代”,目前正在步入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新能源共同主导的新时代。能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每次能源革命都会给社会生产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引起经济发展的飞跃。能源革命往往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伴生于产业革命之中。通常是工业革命触发了能源革命,能源革命成就了工业革命。至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已发生过两次工业革命和能源革命,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   第一次能源革命——实现了主导能源从薪柴向煤炭的转变。与薪柴相比,煤炭能源密度高、便于运输、生产不受季节限制等优势。随着煤矿开采技术的进步,煤炭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更加广泛。1769年瓦特发明蒸汽机,1875年法国建成世界上首座燃煤发电厂,人类文明的进步促进了煤炭产业的加快发展,并于19世纪80年代在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的比例超过了薪柴,成为总量最大的一次能源,完成了人类主体能源由薪柴向煤炭的第一次重大转换。以煤炭取代薪柴,使能源行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改变了农业作为能源提供者的角色,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活动之中,引起产业结构、人口结构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性变化,推动了工业革命。而以蒸汽机为核心技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煤炭需求,使得其可以作为主要能源在人类历史上持续百余年。   第二次能源革命——实现了主导能源从煤炭向油气的转变。19 世纪70 年代至20 世纪初,以发电机、内燃机、电动机的发明与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同时也引发了第二次能源革命。首先,1886年戴姆勒汽油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使得更为高效的能源资源——油气的需求量大幅提升。其次,工业发电机的推广和使用,可以使得人类规模性将光、热和机械运动等能源形式转换成电能,并通过电网实现远距离传送,这进一步扩大了人类对油气资源的需求。第三,油气地质理论、钻完井和炼化等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油气产量大幅提升,有效保障了油气供应,使其消费快速增长。1965年油气在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的比例占比超过50%,取代煤炭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完成了人类主体能源由煤炭向油气的第二次重大转换。内燃机、发动机必须使用由原油炼制的成品油,因此第二次能源革命也促进了以石油炼制行业和发电业为代表的能源加工业的发展。内燃机、发动机等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为“汽车时代”的到来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推动了以电气化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通过对上述两次能源革命的简要分析,对世界能源发展可形成六点基本认识:一是,主导能源不断更替,向安全、高效、清洁、低碳、可持续方向发展,能源结构不断优化;二是,科技创新(特别是能源科技创新)在能源变革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引领能源变革和产业发展的第一动力;三是,能源革命总是与产业革命相伴生,产生新的能源产业并且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四是,能源革命的影响一次比一次深远,能源革命的范围更加广泛;五是,能源革命是对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并不是简单的后一种能源对前一种能源的完全替代,退出主体地位的能源仍将会在能源构成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对其的利用方式则会伴随能源革命发生重大改变;六是,在考虑到为经济社会发展选择和提供安全、高效、可承受供给时,不仅要考虑对该能源的经济可承受性,更要考虑环境可承受性。   二、新一轮全球能源革命前瞻   自进入工业化时期以来,能源在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世界各国大量开采和利用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许多的危害,引发日益严重的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空气污染等,在不同程度上损害着地球环境,甚至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随着人类对绿色生态环境需求的不断提升,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发展成为大势,天然气和新能源等作为清洁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的比例将逐步增大。   新一轮能源变革将蓬勃兴起,清洁能源、电动汽车、储能、智能电网等技术领域不断酝酿新的突破,呈现多点突破、加速应用等特点,不仅将引发能源体系巨大变革,甚至有望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在论述“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提到其必须包括“新能源技术的出现、新通讯技术的出现以及新能源和新通讯技术的融合”,因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物联网等不断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新一轮能源革命的目的,是以新能源(如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核能等)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能、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和氢能等)逐步代替传统的高碳化石能源,实现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发展高效清洁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各国核心政策导向。如欧盟提出2050年比1990年GHG排放减80%~95%,可再生能源占终端能源达75%;美国计划2035年清洁能源占总电力的比重达到80%,丹麦计划2050年完全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我国近期也提出了“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的能源革命战略以及在《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中布局了15项能源技术创新重点任务。新一轮能源变革已经蓬勃兴起,清洁能源、电动汽车、分布式能源、储能系统、碳循环系统、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等技术领域不断酝酿新的突破,呈现多点突破、加速应用等特点,不仅将引发能源体系巨大变革,甚至有望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   三、思考   (1)新一轮能源革命将促使能源结构向更加安全、高效、清洁、低碳、可持续方向发展,此次能源革命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奏和组成部分,因此,我国在制定能源发展战略和举措时,应顺应这一趋势,重视能源的环境效应,走能源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2)抓住新一轮能源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契机,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在“节约、清洁、安全”的战略方针和“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绿色低碳、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从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能源体制方面着手,改变和优化我国传统高碳能源结构。   (3)立足我国能源现状,谋划推动能源革命。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阶段,能源消费仍将保持增长;能源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以往的能源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因此,我国的能源革命必须摒弃其他国家的惯用模式,走一条新型发展之路,采取多元化能源供给方式,加快以传统能源清洁利用和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的新型绿色可持续能源体系建设。   (4)科技创新是实现能源革命的支撑,我国应鼓励适合我国国情的创新方式和途径。科技创新是能源发展过程中的先导力量,但各国因国情不同其所依赖的科技创新方式和途径不同。美国有十分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小企业创新活跃,科技创新体系极具活力;日本和欧盟通过政府引导和大型集团科技创新培育了引领世界的精细能源科技产业。我国应通过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来打通科技创新的制度通道,通过构建规范的技术创新成果交易市场健全产权保护制度,通过构建我国特色能源科技体系指明关键能源科技攻关方向。   (5)合理的政策和制度是推进能源革命的保障。重点构建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及配套市场结构和体系,健全能源监管体系,推动能源体制良性高效运行。同时,加强配套产业政策制订,推动能源战略储备技术的研发和示范。 [郑军卫] 撰稿   (版权说明: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

  编者按:本文选编自《中国生物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一书,此书是国内第一本介绍生物农业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的著作,由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农业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组成的战略研究团队共同主持完成,杨星科、马齐、高峰等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董利苹、高峰、古志文、靳军宝、李延梅、任珩、田晓阳、王君兰、赵勇、郑玉荣参与编写。   一、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政策环境营造战略   生物农业产业战略和政策研究要坚持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提出适合我国生态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生物农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促进生物农业全产业链现代化持续发展。要将生物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主要发展形态和模式,在各项农业发展规划中予以重点扶持。根据区域生态环境差异,恰当布局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和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合理发展区间。针对农业生物技术、生物型农业生产资料、种养殖产业的不同环节,研究设计差异化的产业促进策略和政策激励措施。   研究完善引导生物农业企业加大长期研发投入的财税激励机制。通过国家生物农业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推动设立一批从事不同阶段投资的专业型生物农业创业投资机构,鼓励金融机构对生物农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引导担保机构积极提供融资增信服务。完善生物农业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依法保障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权益,研究建立生物农业产业领域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估制度,提高创新效率和质量。   建立健全推动生物农业发展的协调机制,加强宣传工作,统一各方思想,形成广泛共识,打造生物农业的良好发展氛围和环境。积极调动社会和企业资源,形成促进生物农业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合力。农业部要与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等部门加强统筹协调,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生物农业发展规划和重大行动计划等工作方案,加强生物农业与国家相关科技、产业专项等的衔接,强化对年度计划执行和重大项目安排的统筹指导。加快研究出台有关政策措施,确保国家生物农业相关规划任务落到实处。建立中央与地方信息沟通平台,形成高效协同机制。各地区要根据当地比较优势和产业发展现状,科学确定生物农业发展定位,出台政策措施,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强化产业链分工和区域协作配套。   二、加强理论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技术创新跨越战略   从促进现代农业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构建我国生物农业学科理论和技术体系。基于系统生物学、整合生物学等最新生物学理论的学科交叉融合思想,综合应用生物学领域所有有益理论,并吸收信息科学、计算科学等现代科技手段,建立系统化跨学科的生物农业学科理论体系和针对我国农业生物资源特点的现代化生物技术体系。如面对人口增加、粮食单产徘徊以及集约化农业环境代价日益加剧的严峻局面,可对充分利用区域光温条件的作物代谢研究成果指导培育新品种、各个区域作物高产水平和高效目标要求与水肥供应阈值耦合成果,把光能转变为生物能的最新成果运用到植物光合作用中,降低对土壤、水分的过度利用水平,利用现代信息和计算机技术,通过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对进行追肥、施药和灌水等苗情分类管理技术进行技术集成与创新,在将高产和高效结合的同时,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以实现大面积高产高效。   要充分发挥农业科研机构和农林类高校的技术优势,不断强化其公益性地位,同时加快成果转化步伐,使其在现代农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强大的推动和支撑作用(吕春波,2013)。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学科与专业的设置,优化科技资源配置,针对制约农业产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联合攻关制度,促进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联合协作(蒋和平,2012)。   对科技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必须彻底改革农业科技立项、科研选题、课题组织、成果评审及职称评定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活机构的活力和创新人员的积极性;完善科技成果评审制度。   完善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有效利用市场需求技术创新模式,技术供给创新模式,技术创新诱导模式和政府政策推动模式等多种创新动力模式,为生物农业发展提供新动能。   构建有效的协调机制。包括科研、教育、推广三部门的协调和推广服务主体之间的协调。建设符合国际惯例和自身发展规律的国家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逐步在全国形成一个布局合理、分工明确、高效运作、联动一体的农业科技创新协作网络。   进一步完善农业知识产权法律及其配套规范,政策导向全社会重视农业知识产权,重视围绕关键性农业技术领域构筑农业知识产权防御体系,通过制定政策,建立科学、合理的农业科技机构评价(评估)技术体系,组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互助组织,促进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发展。   三、重视新型农民培养,实施人才培育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今年“两会”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农民观”的新表述。   实施生物农业人才培育工程,着力建设生物农业科技人才、经营人才和现代新型农民三支队伍的培养建设力度。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那个发展的意见》指出,农村已经成为创业创新的热土。据统计,近年来,过去从农村流向城镇的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创新人数累计达到570多万人,其中农民返乡工返乡创业累计450万人(秦志伟,2017)。   面向生物农业学科和技术发展需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的作用,培养生物学、农学高层次复合型研究人才。同时,立足产业发展需求,着力培养生物农业创新创业人才,特别是针对返乡创业农民工开展培训,使之迅速成为生物农业发展的生力军。优化强化面向生物农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和农业企业家,推进生物农业技术转化、企业发展、经济繁荣。   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联合建立生物农业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建立人才及人才团队在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流动的畅通渠道。完善人才评价标准体系,引导人才在生物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合理分布。加大对生物农业技术高端人才及创新团队的引进力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促进生物农业产业的国际化发展(连维良,2012)。   四、加大资金投入,实施示范带动战略   切实解决生物农业融资渠道不畅、资金短缺问题。首先要整合政府资金,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对生物农业的支持力度;其次支持生物农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鼓励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增加对生物农业企业的投资;最后加大政策性金融对生物农业的资金支持力度,根据现代生物产业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长周期等特点,结合国家税收改革方向,研究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现代生物农业发展。随着科技金融的创新发展,推进生物农业科技基金的形成和发展。   发展生物农业,必须示范基地建设先行,强力推进生物农业示范带动战略的深入实施。当前在各地已经形成众多有机绿色示范基地,形成一些特色品牌,为生物农业发展带来积极效果。进一步激励农民、合作社、企业向生物农业的方向发展,形成各种各样的特色生物农业示范基地,打造绿色品牌产品,推进农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形成大力发展生物农业的良好局面。   陕西省大荔县生物农业规划         大荔县主导生物农业产业发展总体布局示意图   五、加强市场开拓,实施绿色健康产品推进战略   如前所述,土地污染、水污染、重金属残留等带来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与民众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供给绿色安全健康的农产品已经成为关系民生的国家重大需求,必须从农作物种植、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加以控制,才能形成全链条的安全通道。   建立生物农业技术新产品需求激励机制。打破区域垄断,扶持生物农业创新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完善生物良种、绿色农业生物制品补贴政策,推进基因农业、绿色生态农业生产不断扩展。稳步推进非粮种植产业化示范。加大力度推进资源税费改革,加快淘汰落后产品、技术和工艺,促进新兴绿色技术、产品的推广应用(连维良,2012)。   加强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绿色健康农产品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以生物农业发展推进绿色食品安全优质精品品牌建设, 坚持政府推动与市场引导并行, 以满足高层次消费需求为目标, 带动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全面提升。   六、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   (1)引进以色列、丹麦、欧美等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理念,推进我国生物农业升级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生物农业发展提供重大机遇。“一带一路”涉及65个国家、44亿人口,时空域上具有范围广、周期长、领域宽等特点,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郭华东,2016)。把握“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农业发展机遇,重点是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农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大力推进具备竞争优势的农业资本和技术走出去,引导农业技术企业输出先进农业技术,特别是加强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2)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机遇,输出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富余资金、成熟技术,扩展农业发展空间。   2012年12月,国务院印发《生物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增强生物农业竞争力。围绕粮食安全、生态改善、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发展等重大需求,充分发挥我国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优势,加强生物育种和农用生物制品技术研发能力建设,促进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加快开展新品种研发、产业化和推广应用,完善质量和安全管理制度,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加快发展,促进农用生物制品标准化高品质发展(李慎宁,2013;刘学智,2013;孟弼胜,201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属于发展中国家,除了公路、铁路、港口以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都很薄弱外,也缺乏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大力发展生物农业产业,全面提升农业发展水平,是实现我国农业技术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送的重要路径。   (3)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政策和资金保障。   政策环境和融资机制是一切产业发展的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家领导人多次出访与有关国家元首进行会晤,深入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得到了沿线绝大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其中不乏农业国家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国家,农业项目一般启动较快、易得民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农业领域合作往往容易率先实施,这就为农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和资金配套支持空间。目前方兴未艾的绿色金融机制,倡议更多的资金投向绿色生态产业,这些资金对于我国特色农业“走出去”来说更是可谓“久旱逢甘霖”(陈寒凝,2015)。 [高峰 马齐] 撰稿   (版权说明: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   

  2018年6月7日,《自然》杂志发布最新年度即2017年自然指数评估结果[1],这是《自然》杂志连续第6次发布完整的年度全球自然指数评估结果。自2016年开始,《自然》杂志对评估结果进行优化,特别对科研机构予以细分,正式对国立科研机构进行单独排名。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张树良研究员深入分析了我国主要创新单元近3年来的自然指数评估表现,以期全面揭示我国以国立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为代表的主要创新单元的科研实力。   一、关于自然指数与自然指数排名   1、自然指数   自然指数(Nature Index,NI)是由论文计数(AC)、论文部分计数(FC)和加权论文部分计数(WFC)等3个基础指标构成的指标集。AC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论文总数,即如果一篇论文至少有1个国家或机构的作者,则该国家或机构论文计数为1;FC是考虑每位作者对论文的实际贡献而对AC予以修正的结果。每一篇论文FC值为1,为每位作者对该论文的贡献值之和,即该论文每位作者的FC值为按作者总数所得的论文FC值的均值。对于不同机构的合著论文而言,每一机构的FC值为按机构总数所得的论文FC值的均值;WFC则是进一步考虑领域的差别,对FC进行修正的结果。由于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领域用以评估的4种期刊发文量约占整个领域发文总量的50%,是其他领域期刊的5倍,所以为平衡这种差异,在计算时将该领域论文赋予0.2的计数权重。对于每一机构而言,其FC值或WFC值为该机构作者FC值或WFC值之和。   自然指数评估所依据的论文数据来自68种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由《自然》杂志组建的国际权威专家组所确定),FC及WFC值[2]可以反映科研人员、研究机构和国家(地区)对全球高水平基础研究产出的实际贡献,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研究主体和国家的科研实力。   《自然》杂志年度自然指数评估的来源数据的基准时限为上一年度标准年全年目标期刊发文数据(如本轮评估来源数据的时限为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2、自然指数排名   《自然》杂志于2013年在其原“自然出版指数”基础上推出自然指数评估指标,并首次以排名榜单形式发布了基于2012年全年论文数据的全球科研产出自然指数评估结果。目前,自然指数评估结果以4类排名形式发布,包括国家排名(Top50)、机构排名(Top500/ Top100)、企业排名(Top100)和领域排名(Top100),其中机构排名又分为机构综合排名、学术机构(高校)排名、国立科研机构排名(2016年新增)、非政府科研机构排名(2016年新增)和医疗机构排名(2016年新增)。   二、我国主要创新单元科研实力分析   1、国立科研机构   2017年,我国共有7所机构入围自然指数国立科研机构前100强,同2015年持平。除排名第一的中国科学院[3]可外,其他6所机构分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2)、中国农业科学院(53)、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56)、中国气象局(63)、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73)和中国地震局(80)。除中国地震局排名较2015年有所下降外,其他5所机构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排名上升明显的机构分别为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排名分别较2015年上升27位、15位和9位。   在入围机构数量方面,我国同法国和英国并列第3位。美国以24所的绝对优势位居榜首,其次是印度和日本,均有8所机构入围。较2015年相比,我国入围机构数量排名下降1位。尽管,中国科学院始终保持领先位置,但同其他领先国家相比,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整体排名相对靠后,除中国科学院外,我国始终没有入围前30位的机构。   除位居榜首的中国科学院外,2017年,自然指数国立科研机构排名前10位的其他机构依次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印度理工学院、西班牙国家研究理事会、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日本理化研究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2、高校   2017年,我国共有83所机构入围自然指数高校前500强[4],较2015年增加19所。中国进入排名前10位的领先高校数量由2015年的1所增至2所;排名前50位的高校由6所增至7所;排名前100位的高校由12所增至16所。除领先的北京大学(8)和清华大学(10)外,中国排名前50位的高校还包括:南京大学(1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8)、中国科学院大学(26)、浙江大学(30)、复旦大学(38)。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进步惊人,排名较2015年上升81位(2015年排名第107位)。   我国入围高校数量排名始终保持在第2位,除排名首位的美国(135所)外,入围高校数量较多的国家还包括:德国(45所)、英国(24所)、日本(23所)、加拿大(19所)和法国(15所)。尽管,与2015年相比,我国入围高校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排名方面均进步明显,但从排名领先的高校占比(排名前50位和排名前100位的高校占比)来看,我国同美国、日本、英国等领先国家尚存在一定差距。   除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外,2017年,自然指数高校排名前10位的其他高校分别为: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3、企业   2017年,我国共有9家企业入围自然指数企业前100强,较2015年增加1家。中国进入排名前30位的企业由2015年的1家增至2家;排名前50位的企业由2015年的4家上升至6家。入围前100强的企业包括: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21)、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5)、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32)、中国化工集团公司(37)、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44)、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6)、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有限公司(66)、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94)和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99)。其中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为首次入围。与2015年相比,除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排名有所下降外,其他企业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有限公司排名上升最为显著,分别较2015年上升52位和26位。   我国入围企业数量排名与2015年相同,为第3位。美国(44家)和日本(12家)分列第1位和第2位。此外,入围企业数量达到或超过3家的国家还包括德国(6家)、英国(5家)、法国(4家)、荷兰(3家)以及瑞士(3家)。   2017年,自然指数企业综合排名前10名企业分别为:瑞士罗氏、美国IBM、瑞士诺华、美国默克、英国阿斯利康、美国辉瑞、英国葛兰素史克、新西兰地质与核科学研究所、韩国三星、美国安进。   三、存在问题   1、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科研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待整体提升。尽管中国科学院科研实力和竞争力突出,但其作为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代表,其在国际科研竞争中“一枝独秀”的局面尚未改变,我国其他入围机构在自然指数绝对分值上同国际领先机构的平均水平尚有显著差距(排名前10位的国际领先国立科研机构自然指数平均分值约为除中国科学院外的中国入围机构平均分值的6.7倍)。   2、我国主要高校整体科研实力同国际一流高校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一方面,我国排名领先的高校占比相对较低:排名前50位的高校占比,美国超过20%,英国和日本均在10%以上,我国仅为8.4%;排名前100位的高校占比,美国、日本均在30%以上,我国仅为19.3%;另一方面,就自然指数绝对分值而言,我国高校同国际领先高校差距明显:我国进入前50位的高校平均分值为293.9,而排名前10位的国际高校平均分值超过500,即使是排名最高的北京大学分值也同国际领先高校存在显著差距。   3、我国企业创新活力和研发水平同国际领先企业差距明显。我国入围企业整体排名相对较低,同时在自然指数绝对分值方面显著落后于国际领先企业,排名前10位的国际领先企业自然指数平均分值约为我国入围前50名的企业平均分值的5.3倍。此外,我国入围企业仍以传统行业国有企业为主,而排名前10位的国际领先企业有7家来自高科技制药企业、2家为先进IT及电子科技企业、1家为地质及核科技企业。 [张树良] 撰稿   [1] 由于当年发布的自然指数评估结果实际是基于上一年全年论文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为避免混淆,本文中评估结果年份均统一采用评估数据的实际年份。   [2] 本文中如果没有特别说明,自然指数评估分值均指FC值。   [3] 中国科学院同时也始终是自然指数机构综合排名第一的机构。   [4] 由于在全球范围内学术论文主要来自高校,所以高校评估基数要高于科研机构和企业。   (版权说明: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

编者按:2016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在竞选中他不仅未关注环境问题,还声讨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并拥护美国的化石燃料行业。在上任之后的1年半时间中,特朗普更是动作频繁,出台多种措施调整奥巴马时期的环境保护政策。本文介绍了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网站的关于追踪特朗普环境保护政策的文章,以供相关研究人员与决策者参考。 2018年5月11日,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网站梳理了特朗普政府自上台以来的环境举措、政策变化和社会各界的反馈。指出奥巴马在任期间曾出台过多项政策,试图遏制环境变化,降低环境污染,然而特朗普政府的系列政策却将之否定,多项行政命令对科研和环境保护产生威胁,并将削减用于这些方面的联邦基金投入。《国家地理》网站会随着政策的发展变化定期更新相关信息。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政策两个领域。 1 调整多项环境保护政策 特朗普上台以后,通过多种措施手段,废除或调整多项环保监管法规,包括水资源、土壤、空气污染的保护条例,以及一些物种保护条例,以使一些地方的环境保护让位于经济开发活动。表1列举了特朗普执政以来采取的调整环境保护政策的举措。 2 推翻奥巴马时期的气候政策 特朗普上台后扭转了奥巴马政府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政策,从废除清洁能源计划、退出《巴黎协定》、回归传统能源政策、削减气候预算、多渠道降低气候的重要性等方面的措施,导致美国气候政策的全面倒退(表2)。 3 小结 特朗普政府执政之时,恰逢国际社会为对抗气候变化而开展重要行动,而气候变化一直以来都是政党意见分化最集中的问题。近年来首次,共和党得以掌管白宫及国会两院,这就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制国家环境法律。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系列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阻碍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清洁能源的进展。这些政策并不受美国公众的欢迎,美国绝大多数公众都支持减少碳排放。尽管联邦政府层面不断调整各项环保政策,各州、城市以及全国最大的一些企业表现出不断追求低碳经济的决心。2017年6月5日,美国各地的州长、市长、投资人、企业CEO以及大学和学院领导发表题为《支持巴黎气候协议,我们继续前行》(We Are StillIn)的联合声明,向社会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无论联邦政府做出何种决定,他们都将继续坚守承诺,奋力前行,继续努力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这一行动开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历史新篇章。 [裴慧娟] 编撰 (版权说明: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

  2018年5月15日,来自葡萄牙波尔图大学(Universidade doPorto)、加拿大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Montana StateUniversity)、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Xishuangbanna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University)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自然·可持续发展》(Nature Sustainability)期刊上发表题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环境挑战》(EnvironmentalChallenges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文章指出,“一带一路”倡议(BRI)将极大地影响未来全球贸易,同时也对环境带来极大的挑战。研究呼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严格的战略环境和社会评价(SESA),提高环境保护标准。   一、“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对环境的影响   新的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可以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但是当其通过环境价值较高的地区时,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影响。BRI沿线经过的一些区域就是如此,如东南亚和热带非洲的部分地区。道路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包括野生动物死亡率增加、限制动物迁徙、污染(化学品、噪音、光)和入侵物种的传播。在热带森林,开辟新的道路和其他线性基础设施可能会增加非法采伐、偷猎和火灾。此外,腹地开发必然会导致额外的道路和输电线建设。总体来说,交通网络的扩张将增加栖息地损失、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周围景观的退化。这种影响(已经在一些地区很高)会降低生态系统服务,可能会推动一些生态系统超越临界点,在这些地方,很小的负面变化都可能会导致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的突变。   2017年5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对BRI陆地沿线与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地区之间的重叠进行了初步的空间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沿线重叠范围内有265种受威胁的物种,其中包括39个严重濒危物种和81个濒危物种。沿线与1739个重要鸟类地区或重点生物多样性区域以及4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或全球200个生态区重叠。报告指出,BRI沿线将潜在地影响其覆盖的所有受保护区域。结果是,基础设施发展存在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此外,为了便于获得和使用自然资源,BRI沿线的保护区可能存在被降级、缩小规模和取消的风险。   BRI基础设施将加速原材料的开采和使用,例如,用于生产混凝土和水泥的沙子和石灰石,以及化石燃料等。沙石开采已经超过了其自然再生率,严重影响河流三角洲、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已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3左右,水泥生产(主要用于道路建设)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对管道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将提高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被开采的比率,进一步导致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和较高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与BRI相关的海运将进一步增加温室气体排放。   总体而言,虽然BRI旨在对人类发展有益,但可能对环境造成巨大的损害,并且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危及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好处。相比之下,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确保人类和环境的福祉。   二、“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战略环境和社会评价(SESA)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一些环境立法以及国家和地区政策,以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当前,中国的目标是通过采用新型绿色技术和更高的环境标准,大大提高环境监管,减少污染和转型产业。但是,对于从BRI投资中获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区域,提高社会和经济标准是其主要的目标,对自然资源保护还不是一个优先事项。   如果处理不当,BRI的负面环境影响将会对世界上的穷人影响最大,从而危及其旨在帮助人类实现福祉的目标。因此,BRI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中国及其合作伙伴将中国《“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中设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付诸行动。该规划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是BRI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也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举措。   文章呼吁BRI及沿线的每个主要经济体需要进行战略环境和社会评价(SESA)。SESA应提供一个拟议政策对环境影响的系统评估,确保在决策的早期阶段得以适当的处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律要求主要经济开发活动需要SESA。此外,特定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EIA)可以防止不可挽回的损害,并产生实质性的保护和社会效益,如生物多样性保护、增加碳储存和改善水质。对于这样可有效避免BRI有害影响的环境评估,中国及其合作伙伴需要考虑到SESA不仅是一个正式的要求,也是增加BRI价值过程中重要的步骤。当基础设施项目涉及跨界,并由国际、国家和私募基金共同资助时,EIA和SESA会变得更加复杂。然而,BRI和大多数跨界基础设施项目一样,将由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进程的子项目组成。最终,各国政府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手段来指导其发展,从而确保对生态和社会的影响最小。   三、“一带一路”倡议将挑战转化为机遇   BRI涉及到的许多国家和私人或公共实体可能将是向环境更加严格范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具体而言,资金实体是高度多样化的,包括由政府直接控制的银行、多边和私人银行,以及私营机构和企业投资者。如此多样化的资金来源使得SESA的实施和采用一致的环境保护充满挑战。文章建议,BRI的主要行动者应抓住机遇制定严格的SESA框架和指导方针,以便可以足够灵活地适应区域的特性。   BRI涉及到的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将被要求遵循SESA框架和指导方针,并将每个项目资助与环境可持续的符合性联系起来。在大多数融资来自政府控制的银行的优惠条款下,将环境条件附加到贷款中是执行环境标准的一种可能方式。为及时提高人们对BRI可能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的意识,需要在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的人员(包括政府、金融机构、开发商、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社区)与研究人员(调查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和气候变化减缓)之间进行对话。因此,SESA过程应该涉及所有的主要行动者。   BRI也是一个提供资助的机遇,以支持研究和监测BRI在建设和运营阶段的各种环境影响。这需要在施工开始前收集良好的基准信息。一个重要的进步是中国科学院牵头的“数字丝绸之路”(DigitalSilk Road),其目的是分享来自卫星图像和其他地球观测的大数据。但是,基于地面的可能对BRI影响敏感的物种信息是基础。因此,BRI可以促进环境研究,以绘制对生物多样性和碳储存的高价值地区,尤其是在亚洲东南、中部和西部的偏远地区。   中国和BRI涉及的所有国家应该在严格的SESA框架内规划基础设施,并以不同的方式建设基础设施,以响应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通过这种方式,BRI将成为提高标准、制定更高标准的一个独特机遇,是将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实施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的最佳实践。 [廖琴] 编译   (版权说明: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

  2018年5月3日,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Kilauea)火山喷发,熔岩持续流向住宅区,近2000人被强迫撤离。同时,该火山附近的美国国家公园也被迫关闭。截至目前,该火山仍然处于持续喷发的状态,从而引发了较多关注。那么,为什么会喷发?历史活动情况如何?未来可能会如何发展?   1 夏威夷岛火山活动的地质背景   美国夏威夷州由夏威夷群岛组成,包括19个较大的岛屿和其他小岛,多为火山岛或珊瑚岛。从地质成因来看,夏威夷群岛属于夏威夷-天皇海山链(又称夏威夷-皇帝海山链)的一部分,是该海山链中突出于海平面之上的部分。整个海山链包括80多座已发现的海底火山,从太平洋最西北处的阿留申海沟直到夏威夷岛(夏威夷群岛中的最大岛屿,又称大岛)东南部的罗希海底火山。   目前普遍认为,在太平洋板块向西北方向漂移时,一个静止不动的火山活动热点顺次形成了夏威夷-天皇海山链。因此,可以认为夏威夷群岛的全部岛屿原来都是由火山活动所形成。目前,只有夏威夷岛有火山活动,其他岛屿的最近一次火山喷发是18世纪末的哈莱亚卡拉火山。   夏威夷岛共有5座火山,其中1座死火山,1座休眠火山,另外3座则都是活火山。此次喷发的基拉韦厄火山便是该岛的一座活火山,同是也是目前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其上一次喷发是2014年。另外两座活火山分别是冒纳罗亚火山(Mauna Loa),其最近一次大喷发发生在1984年,以及霍阿拉莱火山(Hualālai),其最近一次大规模活动发生在1929年。   2 基拉韦厄火山历史活动情况   基拉韦厄火山是一座盾状火山,与所有夏威夷火山一样,基拉韦厄火山是太平洋板块移动到地球下地幔的夏威夷热点地区时形成的。通过大约5~10万年前的一系列喷发,基拉韦厄火山从海中出现。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自出现时刻起,其火山活动可能就像现在一样,持续不断的喷发,与过去200~300年间的情况大致相同。根据统计,仅在20世纪内,该火山就喷发了52次。唯一例外的是,1934年至1952年间18年的停顿。   从火山的年龄来看,基拉韦厄火山至今已有60万年的历史,但对于夏威夷的火山来说还很年轻。夏威夷岛上最古老的火山是其西北部的科哈拉火山(Kohala),在其进入死火山状态前经历了将近90万年的活动。进一步分析表明,基拉韦厄火山是夏威夷-天皇海山链条中第二年轻的火山,第一年轻的火山是夏威夷岛侧翼的罗希海底山,但其尚未漏出海平面。也就是说,基拉韦厄火山的喷发潜力很大。   为了度量火山喷发的强烈程度,根据喷出物体积、火山云和定性观测,1982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夏威夷大学的两位教授提出了火山喷发指数[1](Volcanic Explosivity Index,VEI)。全球火山计划为基拉韦厄火山过去11万年间95次已知喷发中的90次事件分配了火山喷发指数(VEI),其中,火山喷发指数最高的是1790年[2],该年VEI为4,其次是1820、1924、1959和1960年,VEI均为2,而最近一次大喷发即1983年的VEI为1。   3 基拉韦厄火山未来活动情况   根据目前条件,美国科学家预计,基拉韦厄火山可能会迎来一次近百年来最大规模的喷发。美国地质调查局夏威夷火山观测站的科学家尼尔(Tina Neal)称,目前观察到的基拉韦厄火山喷发活动可能仅是更多类似活动的开端。美国地质调查局火山灾害专家曼德维尔(Charles Mandeville)表示,虽然目前无法准确预测其大喷发时间,但火山内部已经达到了在未来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发生大规模喷发的条件。   截至目前,基拉韦厄火山附近的地表已经陆续出现了共计十几条熔岩裂缝,岩浆顺着这些裂缝流走,造成山上的熔岩湖下降。观测表明,在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里,火山内部的熔岩湖正在迅速下降,从几乎溢出火山口降至火山口以下970英尺。随着熔岩湖的持续下降,火山喷发的危险正在增大。曼德维尔等均表示,当降到地下水位时,水流涌入后迅速产生大量蒸汽压力,将导致“蒸汽爆炸”,从而将岩石、火山灰射向离火山口数英里的高空。上一次类似规模的喷发发生在1925年,当时火山里的岩石和灰烬被喷出超过8000公尺高。   夏威夷火山观测站专家巴布(Janet Babb)表示,很多火山灰会喷射到空气中,如果喷发足够激烈的话,还有可能将足球大小的,甚至是更大的岩石喷射到空中。同时,爆炸性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将升腾到高空,并向四周扩散,直径可达几十英里,而喷发也会夹杂二氧化硫毒气(目前基拉韦厄火山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仍然很大)。   与此同时,从2018年5月3日开始,夏威夷岛的地震活动就一直不断,并且比以往更加频繁,仅当地时间5月3日上午就测得50次小型地震,这可能带动了基拉韦厄火山的频繁活动。美国地质调查局专家表示,地震频发会导致更多的火山口塌陷,进而使更多熔岩喷发。当地时间5月3日一次5级地震后,基拉韦厄火山终于喷发。此后,地震活动一直不断,多次地震达到5级以上。当地时间5月4日,基拉韦厄火山南侧山脚附近发生6.9级地震,这是1975年以来夏威夷发生的最强烈地震,这将导致更多落石进入火山口,导致更大喷发。   4 思考与分析   夏威夷岛本身是一个火山岛,由5座火山重叠构建而成,其中3座处于活跃状态,因此其出现火山喷发的可能性很高。特别是,整个夏威夷-天皇海山链的年轻火山即基拉韦厄火山就位于该岛,而其又特别活跃。   美国专家认为基拉韦厄火山可能迎来近百年来的最大规模喷发,而更为担心的是,熔岩湖下降所导致的爆炸性喷发。如此,喷发强度将大大提高,影响范围将扩展至数十公里。但是,喷发历史分析表明,该火山的VEI指数最高为4,且仅有一次,其他几次的VEI指数多为2。所以,具体情况还有待观察。但是,地震和火山的叠加出现,无疑会造成更多损失。   同时,根据岩浆成分的不同,可以简单划分出两种不同的喷发方式,即宁静式喷发[3]和爆炸式喷发[4]。历史表明,夏威夷火山一般为宁静式喷发,而这也与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情况相符,即出现了多条熔岩裂缝。未来,是否会由于其喷发条件的改变而导致爆炸式喷发,尚有待检验。但需注意的是,宁静式喷发一般会持续较长时间。   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喷发后,美国华盛顿州圣海伦火山[5]是否会被触发引起了很多讨论。从地质角度来看,夏威夷-天皇海山链的火山都属于热点火山,并且距离板块边界非常遥远,很不同于许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而使太平洋板块边缘活动剧烈的其他火山。因此,这并不一定暗示其它地区有危险。而美国地质调查局卡斯卡迪亚(Cascades)火山观测站的数据亦表明,太平洋西北部所有火山目前都处于正常状态。该观测站专家表示,如果发生异常,变化将会非常快。    [ 赵纪东,郑军卫 ] 撰稿   [1] 火山喷发指数采用开放式尺度,历史上最大型的火山喷发强度为8级,而非爆炸性喷发强度为0级,指数每增1级表示火山喷发威力大10倍。   [2] 此次喷发造成400人死亡,是夏威夷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3] 岩浆黏滞性小,气体易散失,岩浆以溢流方式喷发。   [4] 岩浆黏滞性大,流动不易,内部气体无法获得有效的散失,致使压力增大。当无法负荷时,便会以“爆炸”方式喷发。   [5] 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又称环太平洋地震带),这是一个围绕太平洋的经常发生地震和火山喷发的地区,该火山带上有一连串的海沟、板块运动、火山弧和火山带,共有452座火山,占全球全球活火山和休眠火山的75%左右。   (版权说明: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